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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小伙林啸:“土豆医生”“出诊”荷兰

浏览次数: 发表时间:2017-09-08

  29岁的林啸是个地道的北京小伙,和同龄人不一样,从小长在皇城根下的他却选择了去荷兰瓦赫宁根大学学习土豆种植。在世界顶尖的农业专业学校读书是什么样的体验,林啸将自己的故事和经历通过北京晚报分享给更多的人。

  他从小就喜欢生物

  林啸从小就喜欢生物,初中高中也都是生物这门课程学得最好。因此,在报考大学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志愿全部报了生物。“我是2006年高考的,最开始肯定是首选中国农业大学,但无奈成绩一般,模考几乎都是卡着一本线。”因此,最后报志愿的时候,林啸没敢报中国农业大学,而是选择了去武汉的华中农业大学。“当年报考外地的北京学生还比较少,更别提农业大学了,很多非常棒的专业因为没什么人报,所以分数要得并不高。”林啸在翻填报志愿的大厚册子时看到华中农大有一个专业叫做国家生物学理科基地班,学制是七年,而且还是本硕连读,所以就选择去了生物学理科基地班。

  18岁离开家去武汉读书,林啸的父母也很支持他的选择。“可能是我的父母当年都是知青,被分配到安徽干活,去内蒙古放马什么的,所以对于我去外地读书还是挺支持的。我个人也属于不太爱被管着,而且独立性很强的人,所以比较适应独自在外的生活。”

  去武汉读书的时候,刚开始林啸并不太适应当地的气候,尤其是冬天,当地没有暖气。无论身上穿多少衣服,他都觉得冷,有时候屋子里甚至比屋外还冷。晚上睡觉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被褥是潮的,早上起来脚都是冰凉冰凉的。到了炎热的夏天,就更难受了,由于只有图书馆里有空调,为了能有个好一点儿的学习环境,林啸不得不凌晨五六点就跑到图书馆门口排队,等着进去抢一个座位。有一次图书馆一开门,大家都往里挤,甚至把图书馆大门的玻璃都挤碎了……

  在武汉的7年中,林啸全面系统地学习了生物专业领域的知识,包括分子细胞生化,动物植物微生物。读大二的时候他发现还有机会进入实验室学习,于是,林啸和同学一起申请到几千块钱的SRF研究经费,资助他们进入实验室,在导师,博士硕士的辅导下完成一些小的科研项目。大三的时候,林啸在张启发院士水稻组下面的表观遗传研究组做过论文。而大四保研的时候选择了园林院匡汉晖教授的研究组,从事植物抗病基因组学方面的研究。那时候黄瓜、西瓜、甜瓜的基因组测序都刚刚完成,我的课题就是研究葫芦科植物抗病基因的进化。在这段时间,他做过一次文献综述报告,讲土豆晚疫病(土豆里一种非常严重的病害)抗病基因的克隆,那时候就读到很多来自荷兰瓦赫宁根大学植物育种组工作的内容。

  一不小心“入”了土豆的坑

  因此,在读研究生第三年的时候,林啸决定出国读博,并申请了国家公派留学基金,当时正好也有一个蔬菜系土豆组的师姐在他现在所在的课题组工作,于是就通过这位师姐林啸联系到了现在的导师Vivianne,而他现在所在的研究组主要就是研究土豆晚疫病抗性。林啸说,之所以能够跟土豆打交道,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因为植物育种的很多专业知识都是相通的。“也没准以后就开始做其他作物了。”

  刚到荷兰的时候,虽然很快适应了当地的环境,但是摆在林啸面前另一个让他苦恼的就是荷兰没啥好吃的。“荷兰人在吃东西上面很能凑合,中午一般就吃个冷的三明治填肚子,这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可受不了。”所以自理能力很强的林啸开始自己做饭,每天早上还要多做出一份中午带到办公室去吃。远离家乡的日子,林啸特别怀念国内的美食。因此,他和其他中国留学生一起聚会的时候,大家经常一起做好吃的,火锅、包饺子、羊肉汤,甚至是煎饼果子……

  在荷兰让他感到和国内不太一样的就是跟导师的关系,在国内,系主任、教授都是比学生高一级的存在。但是在荷兰,情况却大不相同。“他们提倡的是人人平等,大家都是同事的关系,我们见到系主任都会直呼其名,完全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记得有一次开组会,我们系主任去晚了,座位都满了,这要在国内肯定一堆人给让座啊,但那天他就很自然地去外面搬小板凳了。”除了人人平等,荷兰大学里对“规则”的态度和国内也不太一样。刚刚进入实验室的学生必须要通过考试,每个实验室还会制定各自的规矩,每个人必须要严格遵守。林啸所在的课题组有一间做组织培养的实验室,他刚来的时候预约了一台超净工作台,结果到时间的时候发现被一个荷兰实验员用了,当时另一个实验员就跟林啸说可以把那个实验员的东西挪开,“你预约了这个工作台那这个时间段就应该你用”。

  在国外下田种土豆

  在国内的时候,林啸并没有种过土豆,不过来到荷兰之后,除了在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培实验室,病理学实验室或者温室里工作,他会去田间地头做土豆抗性试验,分拣试验用的薯块,因为需要测试一些转基因的土豆,所以要严格遵守生物安全的工作流程。实验田都是工人提前处理好的,互博国际,有一个个的垄,林啸和同事们需要做的就是将土豆扔到地上,再用脚将其踩进土里。而这些转基因的材料,用过后也需要经过特殊的处理,以保证这些材料不会外流或者释放到环境中。

  出国这几年,也有让林啸感到受挫的时候,他刚刚进入博士的第二年,在某公司的种薯里发现了一种马铃薯纺锤块茎类病毒(Pstvd),这种病毒会导致薯块发生畸变,属于出口的时候要进行检疫的植物病毒,这个病毒本身对土豆的危害并不算太大,而且在很多国家已经有这种病毒的存在了。但是荷兰作为土豆种薯出口大国,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严肃,当时的做法是禁止全荷兰所有的土豆公司以及高校使用任何土豆材料,所有材料都需要进行病毒的检测,否则就要直接销毁。因此,大学里的野生土豆资源库的几千份材料全部需要检测一遍,而林啸和同事们每个人手里的材料也需要进行检测。林啸的工作是在野生土豆的材料里寻找晚疫病抗性基因,无论是资源库里的材料,还是他自己手里的上千份群体材料都非常重要。这件事一出,林啸不得不按照要求停掉了手头的一切植物实验,配合检查。更惨的是,几十年来杂交得到的种子资源也都要销毁,当时他的导师尽全力争取保留了一部分重要的材料,但需要林啸和同事们加班加点地去将种子发芽,让其在培养基中生长,并在特殊的工作流程下将这些材料进行检疫。这件事情前后折腾了一年,组里花了大量的资金去配合检查,也导致所有做土豆的研究者都耽误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今年是林啸就读的最后一个年头,出国这几年,他将自己种植土豆的经历和故事也都发在了论坛里,引来不少人的关注,无论今后的路如何,林啸自嘲他或许要在“生物坑”里继续走下去。

  本报记者李环宇 林啸提供照片 J002